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并非不可避免；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类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努力，以识别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做出更好选择的方法。当今的全球秩序往往将自然界视为可供开采的物质资源库。这种模式导致的严峻后果已变得显而易见，因而人与地球之间亟待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当今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能够建立新的行动模式和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个人以及集体的层面上，如何通过个人选择、社会体系，以及治理机制得以实现最佳的效果。

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意义深远的变革动力已逐步形成而蓄势待发。建立一份具有共识和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碳排放公约的目标，似乎第一次可望可及了。然而，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类和社会因素，同样取决于生态因素。例如，现已发现：不平等与环境退化[1]之间存在相关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地球的物质资源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许多人陷入穷困贫乏的全球体系，同样也造成了自然环境的贫乏枯竭。

因此，对待环境更加平衡的态度须是：不仅有意识地解决自然问题，也同样处理人类自身的问题。这种态度须体现在正义和平等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模式中。在此基础之上，方可构筑一个不断发展的人类未来的共同愿景。从而，成为一种有力的机制，将驱动世界各地的行动，以及协调多方的努力形成相互强化的行动路线。

新意识的基础

促使人类踏上通往未来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取决于态度与行动的转变。制度结构的改革将至关重要，并且也显然是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会者关注的焦点。然而，最终问题的核心是普罗大众，不论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地位如何，是他们来实施或忽略中央管理机构的政策，是他们来选择投身精心构思的活动或保持既往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有力量，我们的决定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建立个人与集体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新技术而且需要人类具备一种新的意识，包括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的定位的新观念。

这种新意识从何而生？将它体现在无数城镇乡村的意愿与自制力又何处可觅？为全体的福祉而牺牲、信任以及被信任、保持知足、慷慨给予等品质，并非单纯出自于实用主义或政治的权宜之计，相反，它们源于人类灵感和动机的最深层来源。在这里，信仰显示出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在可持续性努力的效果上，还是在人类自身的能力方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信仰的作用。宗教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征，激励着无数人起来，为他人的福祉而奋斗。宗教提供了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解，将人类的眼界从崎岖之路投向远方的地平线。在忠实于创教者的精神意旨时，宗教是个人与集体生活中，创造新的有益模式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因此，宗教为得以承诺崭新的，且具有挑战的生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宗教领袖与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已日益重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境和正义问题。但是，宗教信仰不会自动转化为有利于共同福祉的服务。比如，一群心怀良愿的信众，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并未能促成社会的改善。显然，如何将高尚的理想体现为坚定持久的行动，还有待我们深入学习。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宗教社团理解为将灵性教义转化成社会现实的实践社团。在这社团中，能力建设的过程启动了，促使所有背景的人能够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这一过程如何在不同背景和多元环境中开展，将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工作中，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部分。

针对生态挑战的根源问题上识别出灵性原则，也是形成有效行动的关键。人类一家正义呼吁大众共同参与到可持续发展工作等，诸如此类的灵性原则反映出了人性的高度复杂性。同样重要的是，灵性原则有助于培养贯彻切实举措的意志与雄心。因此，识别既定问题深层的灵性原则，并根据其必要性制定行动，这是一种从传统宗教人士到政府首脑、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人人都能受益并能有所贡献的方法。

共同行动的基础

面对可持续性问题采取的行动，往往基于我们都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共识。当然，气候变化、跨国移民、全球性流行病等多方关注的问题是不容轻忽的。但是，真正转变个人与集体的生活模式，则须深切理解地球生物圈的内在关联性。人与环境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系统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如果孤立地着眼一个方面，我们都将无法准确地认识它。

这一理解蕴含着人类是有机一体性的。人类一家，这个观念在流行的话语中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对于在所有层面形成有效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以被认为是一次深刻领会人类一体性原则的实践意义的机会，包括担负起将我们对他人和自然界的道德责任转化为切实的协议、方法与行动计划的义务。

对人类一体性多面且深入地领悟，是克服“贫富”、“南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对立问题的唯一途径。这类指称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有些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现实虽然不容否认，但也不应麻痹建设性的行动。相反，应当纳入这样一种视野：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繁荣的世界不是由“我们”和“他们”构建的，而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建设的。

人类一体性原则点明了提升人类福祉与扭转环境退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些地区的生态足迹确实远远高于其他地区。针对这一现实，解决之道既包括自愿的选择也包括政府的立法。但同样重要的是，为数十亿人消除贫困所采用的方法不仅仅是减少对环境的伤害且要积极地改善环境。在环境需求的背景下解决社会需求，正呼应了气候变化问题紧迫的道义层面。但其理论基础也是高度务实的，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行动越早收效越多。

这样的努力也为如何衡量人类和自然的价值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的衡量方式就和一直以来以利益为准绳的标准一样明确。一心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导致对自然系统与人类生活的双重破坏，这一观点如今已获得广泛认识。这种陋习导致了人们对企业与市场力量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充满了矛盾心理。这一问题十分复杂，很难简单地回答。但，将持有良善信仰的努力整合到公正的全球行动中势在必行，这将避免导致对立、敌意、防备和不信任等所有排斥形式。

为可持续的星球重铸关系

人类一体性原则对于所有层面的关系皆有深意。个人选择与政府行动往往隐约地处于对立的位置，导致两者中的一方处于优先地位。当然，事实上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个人不采纳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仅有政府层面的协议是不够的。同样，如果政府不在制度层面进行必要的变革，只有节约用水、减少浪费等个人行为也是不够的。同样至关重要的还有社区，作为一种文明的独特单位，有其特殊的能力与特点，发挥着独一无二且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若求长远进步，则需要加强这三个层面上的融合。

这在实践中会是怎么样的呢？消费习惯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实例。例如，人们可能支持物品回收利用，但所生活的区域却没有垃圾处理中心或者社区堆肥场等服务。因而，缺少适当的政府支持，会严重制约个体变化的可能性。社会机构创造一个具有支持力的环境是有必要的。政府的在制定政策、法律与规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支持预期的活动和行为。

然而，这一框架只是创造了基础。因为最终，是每个个人来采取新的行为模式，或是墨守成规。因此，人类的行为与个人的决定对于可持续性的努力是否成功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尤其在价值观、伦理与道德方面。这类品质可能看起来分散、“柔弱”，但是，若态度、信仰等行为规范的驱动因素并未转变，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难以为继。如果不断获取奢侈品仍被视为成功与地位的有力象征，那么人们的消费习惯就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构建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模式，须对人类本质以及幸福的决定因素进行不断的探讨。

这类对话如何产生呢？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宣传和构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承诺等发挥作用。但是，社区在提供关于选择和行为方面的对话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级或省级制定的节约用水政策是否会受到积极的欢迎，还是被视为不必要的麻烦？有关基础设施的集体决策，是基于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还是出于对个人的一己私利？产生这类问题的文化特质就来源于社区之中。社区可以为不同背景、不同才能的众多参与者提供舞台，将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从而实现变革与进步。社区还为共同目标的达成，以及共同未来愿景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正如在环境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城市比它们的政府采取了更加强有力的举措，这个例子说明社区蕴藏着通过协同努力追求共同目标的强大力量。

探索个人与机构等社会角色之间的崭新互动模式，将是在自然界与全球大家庭中各部门间构建更持久关系之任务的核心。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工作，最终围绕着人类幸福的目标，这也是全球公民和所有文化珍视的目标。故而，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团结体以支持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相信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努力，将为我们及子孙后代们更有效地追求人类福祉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如参见，《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一个综合视角显示：环境退化如何通过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加剧社会不公，而人类发展的不平等如何加剧环境退化。”霍兰德，T. G.，彼得森，G. D.，冈萨雷斯，A.（2009）。《关于经济不平等如何预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跨国分析》，载于《保护生物学》，23(5), 1304-13013。安德里奇，M. A.，伊姆博格，J.，奥科斯伯，E. R.（2010）：《通过自适应可持续性提高效能降低风险：西澳大利亚的社会与财富不公》，载于《可持续发展杂志》，3(3), 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