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商议的日益热烈，一个不争的事实浮现出来：我们想要的未来不是一个贫富分化的世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冷漠、疏远、社会动荡、暴力及个人与治理机构之间信任丧失，仅举数例。任何发展愿景，它有多大活力和可行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高愿望，以及人们在阐述此发展愿景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过去几十年，不平等问题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描述贫穷时，不平等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常见，这反映出人们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共识，即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日益认识到，与性别、收入、教育、就业、生产性资产、基本自由之类有关的不平等，会加剧一系列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1990年，第一份报告指出：“平均水平的提高掩盖了国家内部相当大的不平等现象，掩盖了许多人继续遭受严重剥夺的事实。”[1]差不多十年后，1999年的报告指出，不同群体——不论是民族、宗教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不平等”，是当时发生国内冲突的主要原因[2]。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经过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nequality-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开始根据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评估人类发展[3]。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不平等现象正在各个层面持续加深，并广泛认为对不平等的评估必须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什么的平等？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挑战，但是对于讨论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人们对于它们的意义并未达成一致理解。由于缺乏对这些概念的清晰定义，使得呈现相关社会弊病并就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达成共识这项任务变得复杂。所以，像这样的讨论必须从这个问题开始：“什么的平等？”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平等原则是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表现形式多样。艰难赢取的道德战争为世界确立了男女平等、不同民族和国家平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赋有理性和良心”。最近，《千年宣言》记载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维护人类尊严、平等和公平原则”的承诺。[4]

这些文件中体现的平等理念并非侧重于财产或条件，而在于界定人的某些属性。尊严、理性和良心是人类每个成员的共同品质。因此，这一领域努力的重点不是创造平等，而是在社会结构和进程中反映已经存在的平等。例如，男女平等的原则植根于这同一个理念，即在那些让人之为人的方面，男女之间没有区别。因此，平等不只是获得社会福祉的一个必需条件，而且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方面。

一个“转变性”社会发展框架的诸多要素

在世界各地，人们越来越多地呼吁建立一个雄心勃勃和“转变性”的发展框架——这个框架能够改变压迫性关系，改革结构性不平等，并体现所有人，特别是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群体的最高愿望。但是，即使我们渴望这种转变，社会仍然陷于冲突和竞争的行为模式之中：政治制度为权力竞赛服务；法律制度为法律宣传竞赛服务；经济制度为资本积累竞赛服务；教育制度为智力成就和社会认可竞赛服务。这些结构促使人们分离成“我们”和“他们”的对立群体，这些群体对抗、竞争和谈判，甚至跨越他们的界限而合作。这些行为模式驱使各种“他者”类群更加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不公正现象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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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别、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国籍、部落、宗教、残疾和地域的带有偏见的区分，在世界事务中如此普遍，人们似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区分方法。狭隘地认定某些生理或社会特征，然后将它们置于我们身份的核心位置——无论这种身份是用来凌驾于他人，还是用来应对偏见和压迫——这种做法已经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今天，我们发现身边的社会现实已经支离破碎，这种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具有分裂作用之结构及其附属物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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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构想一个没有“他者”的社会？我们认为这种构想不仅是可能、及时和适时的，而且它是人类成熟必不可少的。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可以说是从集体儿童期到集体成熟期的过渡。在此过渡期间，与人类儿童时期有关的思想和态度正逐渐被根除，体现人类成年期的文明结构正在逐步形成。此过渡期的特点，是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在互惠互利纽带的激励下，重新定义人类的关系。这种过渡要求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有机变化。它要求人类一体成为我们集体生活的运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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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体作比喻可以简单说明人类一体原则如何能够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体内，无数分化的细胞、结构和器官协作维持生命。每个部分给予和接受其个体运作和整体福利所需的一切。没有人会用自我利益的竞争来解释一个健康的身体，与此类似，没有人会认为身体的所有细胞需要变得相同以改善身体的功能。更确切地说，最佳表现是通过身体内“多样性统一”原则中的互惠性实现的——这一原则适用于人类的社会主体，就像它适用于社会成员的身体一样。

随着人类必然走向一体的认识渗透人类意识和社会结构，一种新的发展愿景开始出现——在这一愿景中，必须重新审视“捐助者”、“接受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标签。按照这个角度，发展不再是一群人为了另一群人的利益而做事情。相反，所有个体，无论是物质上的富人还是穷人，都投身于共同的发展事业，所有的人并肩工作——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为整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按照这种平等构想，人人都能参与发展进程中。然而此构想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确定个人、社区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人类一体”这项人类集体生活的运作原则？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将多样性作为创造力、创新和复原力的源泉，而不是造成分裂、不和与冲突？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全球信托的概念——即所有人生来就是整体的信托——更好地纳入当前的发展努力中？

从“人类一体”的角度看公平与正义

鉴于人权框架在讨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目标、标准和进程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人类一体”的角度来考量正义的迫切需要。我们坚信，正义的目的是在人类生活的物质和社会层面上体现这种内在的统一性。

正义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机构，也适用于个人层面。在个人层面，正义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断发展的道德能力，这种能力将一个人的幸福快乐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对当今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所做反应的动机，以及为改善他人而努力的意愿，都是由这一道德原则所激发的。正义要求一个人判断时头脑要公正，对待他人时要公平。这是一种头脑和心灵的品质，使人能够辨别真理和谎言，从而打破长期存在的偏见和盲目模仿的循环。

在集体层面，正义是如下认识的实际表达，即社会和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个人的福利最好通过促进全体的福利来保障。对正义的关注，有助于避免某些界定发展的方式，它们往往赋予少数特权群体一些好处；对正义的关注，还能遏制党派化和操纵决策过程的倾向。

正义要求普遍参与：所有人既有权利从物质和道德繁荣的社会中获益，也有相应的责任参与社会的建设。发展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促进人们参与决定其社区发展方向，无论是分析具体问题，实现更高程度的理解，探索可能的行动方针，还是做出集体决定。从实际角度而言，不难看出，那些满足世界各社团社会和经济根本需求的计划和进程，能够最好地获取人类大众的信任和投入，而这些计划和进程的实施，最终有赖于这些人类大众。

那么，个人的正义感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得到加强呢？全球系统和进程如何才能更好地反映个人福利与社会整体福利之间的基本联系？如何才能就满足所有利益方的政府和国际政策达成共识？对人类根本上平等的承认如何转化为公平的社会实践？

权利与责任

与思考正义和平等密切相关的是权利问题。我们必须在维护个人自由和促进集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自由对于一切形式的人类生活的确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关注每个人应该享有言论自由，每个人应当免于匮乏之虞，这并不意味可以鼓吹个人，或者支持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乃至损害更广泛的社会。与此同时，关注社会福利并不要求把国家神化为人类福利的唯一来源。这里要求的是责任的均衡——这些责任由个人、社区及其社会机构共同承担。

因此，人权若要实现最高程度的表达，必须在地方、国家和国际等层面，从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权成为了一种工具，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发挥自身潜力，同时履行确保他人潜能同样能够发挥的责任。这种权利和责任的框架，为机构和个人行为确定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成效如何，不仅取决于法律的效力，还需要承认利益的相互性和合作精神。那么，个人的需要和权利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的需要相平衡呢？如何才能拓展个人作为主要“权利承担者”的概念，使其包括每个人促进社会和整个人类福利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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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体的视角揭示了民族、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脆弱处境。这项原则暗含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迫切任务——如果要出现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就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不断变化的集体生活模式中发展和相互影响。事实一再表明，不公正对待少数群体，压制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有意义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会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动乱，有时引发暴力冲突和生命损失。对少数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对其自由的频繁压制加剧了误解，在更广泛的社区中传播有害的僵化印象，并播下了不信任和冲突的种子。当建立起促进和平交换意见的结构，当法治提供平等获得正义的机会时，就会创造条件，使刚出现苗头的冲突和挑战能够得到建设性的解决。若基于某些群体的种族、宗教或其他身份而剥夺他们实现繁荣的机会，就是剥夺整个人类家庭从这种机会中获得的智力、社会和道德利益。

那么，我们如何在确保提高意识，在处理影响某一特定群体的不公正状况时，不会加强分歧？我们如何在不将这些身份问题作为唯一原因的情况下，培养转变的意愿？我们如何防止这些基于身份的斗争变成争取身份的斗争，而非努力建立一个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当前世界正遭受各种形式的偏见和歧视的困扰。我们如何在不美化差异或模糊共性的情况下认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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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虽然远非唯一的不平等，但对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他们所在国家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世界上最贫穷的40%的人口，仅占全球收入的5%。[5]消除贫困的措施，即使取得了一些成功，也未能解决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和财富空前集中的问题。这种两极分化削弱了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导致更低的参与率，削弱了经济活力，扭曲了对人的能力的看法。虽然有很多关于折磨着“最底层十亿”的深度贫困问题；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不稳定和脆弱的报道，但却很少有给过度积累财富予相应的关注。在25亿人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地方，据说只有大约1 000人控制着世界生产总值的近6%。

不愿将财富日益集中的问题纳入考虑范畴，造成了发展对话的一个危险“盲点”，并且当今政策也未能将一些个人和群体的极端财富，与困扰世界人口的有辱人格的贫穷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资源丰富的地区和资源贫乏的地区不能再被视为不相干的现象，而应被视作是一个全球体系的特征，该体系有选择地赋予少数特权群体优势，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利用世界资源的一小部分来生存。仅仅转让工具、资金或知识，还不足以改变200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加剧的压迫性的权力和生产结构。

20世纪经济体系的种种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赖以建立的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尽管全球文明的生产产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有了显著增长，但这种生产的成果并没有惠及人类大众。不仅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穷人的绝对财富甚至更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平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继续推动犯罪、恐怖主义、暴力、革命和无数其他形式的国内动乱，少数特权阶层并未找到他们所寻求的内心充盈和满足。

因此，要解决经济悬殊，就必须以迄今为止一直遭到抵制或被认为不切实际的方式来解决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社会规范和反映这些规范的法律，需要确保那些积累财富的人分享他们的财富，以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并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世界经济不可能在过于严格的法律法规中蓬勃发展。但是，一个公正、充满活力和繁荣的世界文明也不能允许一些成员积累超过其一生所能花费的个人财富，而另一些成员则因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死亡。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繁荣的适度。必须记住，自愿分享可以成为经济公平的强大推动力，因为此举源于人类最崇高的品质之一——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而牺牲个人的部分财富。

然而，仅凭这种自愿行动显然是不够的。那么，是哪些结构允许极端财富的持续存在呢？它是如何被经济和政治体系延续下来的？它的持续存在滋养了什么样的身份和品质？如何才能以一种对持有者、非持有者和整个社会都公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财富积累呢？如何促进和推广自愿分享的做法，特别是将其作为一种解决财富和资源不平等的机制？

走向更公平的未来

在获得资源、服务和机会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不仅源于全球结构本身，也源于其背后的范例和价值观念。例如，不受控制地激发需求和欲望，导致了一个完全依赖于相对少数人的过度消费的制度，同时加剧了大多数人的排斥、贫穷和不平等。无论是气候、能源、粮食、水、疾病还是金融，每一个相继出现的全球性挑战都进一步表明，有必要对当前世界秩序的概念和道德基础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

 

为更公平的未来奠定基础，将需要形成新的发展、繁荣和经济模式。要使这些模式有效，必须从对共同经验的同情理解和对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区、家庭内部以及个人与社会机构之间在维持人类社会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形成见解。

 

在目前的全球框架中明显存在的不公正，其需要的不仅仅是娴熟的方法和技术专家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尽管是出于善意，但迄今未能改变人类努力和繁荣成果分配方式中的基本不平等现象。善良的人不再满足于为人们提供基本需要了。只有当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被邀请为社会的改善做出贡献，并且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允许每个人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才有可能克服古老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恐慌。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人类发展报告1999。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3] 2010年的报告引入了经过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这是一个衡量社会中人的人类发展水平的指标，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水平。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IHDI等于人类发展指数，但当不平等加剧时，IHDI低于该指数。IHDI将不平等纳入考量范围，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实际水平。

[4] 联合国大会，第55届会议。《联合国千年宣言》(A/55/L.2)。2000年9月8日。(报头)

[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重新思考贫困：2010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访问网址：http://www.un.org/esa/socdev/rwss/docs/2010/fullrepor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