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在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报告中写道，“城市人口稠密居住区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栖居地”[1]。然而，以目前的发展态势，城市化却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进程。在许多情况下，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中心引发了社会的分裂、有限生态资源的枯竭，以及严重的孤独与绝望。显然，城市化并不是简单地让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更拥挤的空间。相反，亟需一种全局的人居方式，使得个人和社区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共同繁荣。

若要在这一方面取得进步，就必须利用历史积累的知识、当前的科学进步以及对未来鼓舞人心的愿景，重新构建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观念。例如，心理学领域的发现清晰地表明，人们在充满互信和互通的社区中能够蓬勃发展。当处于密切的人际关系中，人的幸福感——它影响着人的生产效率、身体健康和心智敏锐程度——会达至顶峰[2]。传统的农村社区曾有的那种邻里间的亲密交往和相互依赖感是生活的重要元素，应当得到加强，而非被人们遗忘。然而，农村生活的复杂现状导致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这样的情形不应被盲目浪漫化。虽然通讯技术的确能够促进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社会与阶层的融合，然而，环境与知识的隔绝损害了大量农村的经济和教育前景。因此，我们呼吁在所有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社区生活模式。

构筑健康繁荣的人居环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学习和努力。在思考未来将面临的挑战时，联合国秘书长写到“令人恐惧的城市社会”所寻求的“短期方案”对于那些缺乏资金的领域是无效的，包括封闭的社区和民营的券商机构。他写道，对犯罪的恐惧引发了“城市中猜疑的氛围，甚至一些城市几乎无法正常运作”[4]。事实上，这类挑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财富、信息、物质资源的匮乏，也同样来自于人们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世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目的基本假设。城市和乡村应当为年轻人提供创造经济条件的机会和手段，使他们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和才能得以自给自足并经营生活。与此同时，社区也需要培育关于人类福祉的诸多其他方面，如社会的包容与凝聚、跨代际交流、资源公平分配，以及人类与土地和自然的正向关系等。

在人群中如何培养这些品质？这是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亟需持续探究的问题。而根据全球巴哈伊社团的经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因素似乎对创建繁荣人居至关重要。

首要的一点是对社区概念的重新认识。当然，社区的概念在最基本的形态上是无处不在的，这里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但是，许多社区的现状并不是一种紧密凝聚、相互关联的整体，而是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互不相干的原子集合体。这一现状需要通过社区与邻里来改变，在这些环境中居民们能够友好相待、互相信任、目标统一、注重道德与情感的福祉。随着越来越多毗邻而居的人努力超越此前将他们隔离的种种藩篱，相互承诺以及一种更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将得到不断加深。

如果要通过社区的努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成为个人和社会机构的有益补充——一种更为宽泛的社区生活理念亟需被采纳。我们需构建新的行为与互动模式，建立新的关系与交往形式。通过实验、试错，以及转变传统文化的一个稳健的学习过程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相当的出努力和牺牲。然而，随着这项工作的持续进行，我们将获得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的新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在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中建立共识、培养对共同发展要务的集体承诺、巩固一个共同未来的愿景并据此制订可行的步骤；依靠逐步形成的集体良知、是与非、可与否、利与害的集体观念来塑造和评估行动。这些是地方层面上重要的社会转变的成果，同时也是重大转变的驱动力。

另一项繁荣人居环境的必要条件是融合那些长期或近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由于全球面临大规模人口的流离失所，各种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整个群体被降低到低层次社会状况的风险不言而喻。然而，社会的融合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也不能满足于为某些群体提供与他们隔离的机构所提供的有限的选择。事实上，决策过程必须反映并汲取最广大人群的才能与想法。那些在其他场合被忽视的人群的贡献不仅应当被重视，还应该积极地被听取与采纳。对任何一种有碍于群体充分有效地参与的因素，不论是基于传统、习俗、习惯或是偏见，都需要坦诚地加以探讨并坚决地予以克服。

这方面的变革需要在决策方式上与以往有实质的不同。尤其是，根据经验，决策时如能通过共同努力探求相关情况下的潜在实质——即通过集体探求真理，并达成共识，则往往会取得更有效的成果。在这一框架下，见解或建议并不属于某个个人或实体，这些见解或建议的成败亦不取决于倡导者，也无关个人或机构的地位及影响力。相反，任何提议皆属于整个决策群体，这个群体可以凭借任何有助于达成最大理解和进步的方式对提议进行采纳、修改或废除。有些情况下，这类磋商会在被认为是处于同一层级的人之间开展，以达成一个共同决议。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会采取讨论的形式，激发人们思想和信息以促进共识，但最终会由经正式授权的人做出决定。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努力确保所有人的观点能够被听取，使参与度达到最大化。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磋商具有明确的目标，旨在强化所有参与者的团结和凝聚力。因此，磋商进程本身就可以构建起有效执行决策所需的共同承诺。

对个体与身份的理解是建立这类动态机制的关键所在。在一些当地成员日益发挥凝聚力、团结一致的集体作用的案例中，巴哈伊社区经常发现，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至关重要。具有统一的未来愿景有助于协调多方的力量，从而向共同的目标持续地迈进。随着共同的使命感在越来越多个人的心中扎根，对不同行动如何能够相互促进的认识变得更加明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贡献自己力量的方式。一种进程开始成形，在这一进程，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个人找到他们能够做出的独特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社团中多个成员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那些被纳入集体文化各个方面的价值观对建设“履行社会功能”[5]的城市和人居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由于共同承诺的纽带发挥其影响，跨越种族、国籍、语言或其他特征的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使得原本可能分离的群体实现了团结。相反，那些宣称一个群体优于另一个群体的观念会滋生对立，从而破坏社会的凝聚力。比如一个现实的例子，移民融入新社区的过程常常缓步不前，其原因往往不在于社区内缺少任何技术能力，而是新移民被那些定居已久的人群视为“另类”并被区别地对待。诸如许多其他领域，成功的社会融合需要有能力确立共同的核心目标，在一个多元和演变的社区中唤起共同意志。

教育对构建繁荣的人居环境也至关重要。经验表明，年轻人——无论种族、国籍、或物质水平——都希望将高尚的理想转变成现实，并渴望为人类的命运做出有益的贡献。但不同的教育方式造就了人的不同特质。因此，有必要考虑下一代要培养的态度、品格和技能。经验表明，如果要为更大数量的人群赋能，使其对社会改善做出贡献，教育需要帮助年轻人深入思考他们生命的目的，以及发挥他们才能的方向。这将有助于他们识别和理解塑造所处社会的各种力量，并获得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行动，培养诸如品德高尚的领导力、富有原则的行动力以及伸张道义的勇气等品质。

创建良好的人居环境是国际社会在未来将要不断学习的一项事业。地方社区需要不断探索在许多地区和环境中，个人和集体福祉的实际需求。但地方层面的学习如果脱离全球范围所产生的知识，就很容易停滞不前。因此，那些有助于促进经验、洞见、教训的纵横交流的社会结构模式对达成“新城市议程”的诸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哪些群体或机构可以促成这些社会结构的形成？地方一级的规划如何与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将随着不断展开的现实情况一一解决。但显然，任何这类体系的结果必须确保那些在基层服务的人们既对全球学习进程作出贡献，又能从中受益。

正因如此——通过培养、汲取全体社群的能力以促进共同福祉的方式——巴哈伊国际社团看到了人类达成“新城市议程”所提出的各项雄心目标的巨大潜能。

 

[1] 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III)，秘书长的报告，2011，8月9日，A/66/282

[2] 《幸福指数：总结报告》，维多利亚基金会，pdf报告，2009，4月

[3] 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发展会议(人居III)，秘书长的报告。2011，8月9日, A/66/282

[4] 出处同上

[5] 新城市议程草案，人居III，2016年10月于基多，2016，9月10日